紙字五行屬什么

紙的拼音：zhǐ 韻母是i。
用植物纖維制成的薄片，作為寫畫、印刷書報、包裝等。

西漢時期以灞橋紙為例，經專家檢驗，得出這種早期漢紙的特征如下：
（1）紙質粗厚（厚O.14毫米），表面皺澀；
（2）表面有較多的纖維束，甚至是未打碎的麻繩頭；
（3）纖維組織松散，交結不緊，分布不勻；
（4）顯微鏡下觀察纖維帚化度低，細胞未遭強度破壞；
（5）纖維交織時透眼多而大；
（6）外觀呈淡黃色；
（7）無文字，木便于寫字，只能作包裹之用。
以上說明西漢是麻紙的萌芽階段，產量不太大，產地不廣，質量有待提高，仍不足以代替帛簡。但西漢羅布淖爾紙上，看到有被砑光的痕跡。可見紙的砑光自西漢即已開始。
東漢寫字用紙的記載，史不絕書。
《后漢書·鄧皇后紀》載，永元十四年（1O2年）鄧后即位，在這以前，"萬國貢獻竟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但供紙墨而已"。《太平御覽》卷6O5引《東現漢紀》也說鄧后即位后，"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供紙墨而已"。這條記載在年代上早于蔡倫獻紙于朝廷的元興元年（1O5），可見東漢早已有了良紙。《后漢書·百官志》載，少府守宮令"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尚書令有丞"假署印綏及紙筆墨諸材用庫藏"。可見，宮廷內有專門掌管紙墨的官吏。《后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其師」唐溪典以廢「片戔」記與之，篤以「片戔」錢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北堂書鈔》卷1O4引延篤（167年卒）答張奐書："惟別三年，夢想記憶，何月有違，伯英（張芝）來惠書四紙，讀之反復，喜不可言。"
東漢紙
東漢的字紙除在、內蒙古出土外，近來在甘肅也有出土。1974年1月8日，當時的武威柏樹公社橋兒大隊社員在旱灘坡修水利時，發現一座漢墓，從中出土有木俑、牛車、木盒，陶器、剪進五銖錢等。有趣的是，在木牛車模型上粘附有帶字的古紙（黨壽山：《甘肅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文物》1977年第1期）。考古工作者根據對墓葬和出土器物形制的考察，斷定該墓屬于東漢晚期，即公元2世紀后半葉。旱灘坡紙出土后，已裂成一些碎片，最大的約為5×5厘米，存在于木牛車車箱兩側，三層紙粘在一起，紙上有較大的漢隸墨跡，明顯可辨者有"青貝"等字。原料為麻類（潘吉星：《談旱灘坡東漢出土的麻紙》），紙質細薄（厚O.O7毫米），表面平滑；纖維束少見，有很少較細的纖維束；纖維組織緊密，分布勻細；纖維帚化度較高，細胞遭強度破壞；透眼小而少；大部分呈褐色，老化程度大，少部分呈白色，有柔軟性；用于書寫。旱灘坡紙的這些特點，一眼就可看出質量之高。從這里可以推知，在造紙過程中對破麻布、繩頭等原料，已采取堿液蒸煮、精細舂搗，反復漂洗等工序，制成分散度較高的紙漿，再用濾水性好的細密抄紙設備抄出來的。
東漢末，造紙術更有提高。還出現了名紙，"左伯紙"就是其中之一。據唐代張懷瓘《書斷》卷一說："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末趙歧《三輔決錄》引韋誕（179～253年）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在2、3世紀時，"左伯紙"與"張芝筆"、"韋誕墨"齊名，為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書法家所愛用。5世紀時的肖子良在答五僧虔信中描述說："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韋誕）之墨，一點如漆；伯英（張芝）之筆，窮神盡意。"所謂"研妙輝光"，無非是形容左伯紙造得精細，潔白光滑。它可能是一種加工紙。《后漢書·蔡琰傳》載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字文姬，蔡色之女）寫書，文姬"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按曹操、蔡邕父女和左伯都是同時代人，則曹操命蔡文姬寫字用的紙或許就是左伯紙之類的加工紙。由于有了紙，所以這時寫字就不再用帛和簡了。
在麻紙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文獻記載，東漢時還用樹皮纖維造紙。樹皮紙的出現，是東漢造紙技術史上一項重要的技術革命。它為紙的制造開辟了一個新的更廣泛的原料來源，促進了紙的產量和質量的提升。
漢代是否用活動的簾床紙模造紙，至今還沒有從文獻和實物上得到證實。以出土的漢紙作分析，那時用的是固定的織紋紙模來抄紙。用這種紙摸抄成紙后，貼近網篩的那面紙上印有織紋（經緯紋）而沒有簾紋。所以漢紙無簾紋。
魏晉南北朝時期
如果說，漢代在書寫紀事材料方面還是縑帛和簡牘并用，紙則只是作為新型材料剛剛崛起，還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簡的話，那么這種情況到了晉朝就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于晉代已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紙，人們就不再使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來書寫了，而是逐步習慣于用紙，以致最后使紙成為占支配地位的書寫材料，徹底淘汰了簡牘。
東晉末年，有的統治者甚至明令規定用紙作為正式書寫材料，凡朝廷奏議不得用簡犢，而一律以紙代之。例如東晉的豪族桓玄（369～4O4年）掌握朝廷大權后，在他臨死的那一年（4O4年）廢晉安帝，改國號為楚，隨即下令停用簡牘而代之以黃紙："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地下出土文物也表明，西晉時還是簡紙并用，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幾乎全是用紙了。
我國造紙原料資源豐富，隨著造紙技術的進步和推廣，這個時期南北各地，包括有些少數民族地區，都建立了官私紙坊，就地取材造紙。北方以洛陽、長安、山西及河北、山東等地為中心，主要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陳朝的徐陵（5O7～583年）《玉臺新詠·序》說："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山東早在漢末就產名紙，東萊人左伯在曹魏時還在世，"左伯紙"名重一時。而長安、洛陽是在兩漢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成為造紙中心的。
東晉南渡后，江南也發展了造紙生產。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和建業（南京）、揚州、廣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紙中心，也產麻紙、桑皮紙和楮皮紙。北宋米芾《十紙說》："（今揚州附近）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這時的浙江嵊縣剡溪沿岸，成為藤紙中心，但在南方，仍以麻紙為大宗。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廣大紙工在生產實踐中精益求精，積累了許多先進技術經驗，因此名工輩出，名紙屢現。除前述左伯及左伯紙外，還有南朝劉宋時的張永。沈約（441～513年）《宋書·張永傳》："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他造的紙為當時北方所不及。
1964年在吐魯番出土的晉代紙繪地主生活圖，長1O6.5厘米，高47厘米，由六張紙聯成，可能是迄今最早的紙本繪畫。1966～1969年出土的南北朝的民間剪紙，式樣美觀大方，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格。
而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的筆法圓熟流暢，有濃厚的隸書風味，著名書法家王羲之、陸機等人也都是以麻紙揮毫。潘吉星先生對魏晉南北朝近百種古紙都進行了檢驗，證明其中90％以上都是麻紙（參見潘吉昌：《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55頁），以木麻和苧麻為原料的居多。
除麻紙外，這時期還采用其他韌皮纖維原料造紙，如楮皮紙、桑皮紙、藤皮紙等。從晉朝開始一直延續到唐宋時為止，浙江嵊縣南曹娥江上游的刻溪附近，更開創用野生藤皮造紙而久享盛名。
據文獻記載，晉朝還有一種側理紙，實即后世的發箋，以麻類、韌皮類等傳統原料制漿，再摻以少量水苔、發菜等作填料，用量雖少，但因呈現顏色，放在紙面上非常明顯。這種發箋紙在唐宋以后還繼續生產，直到近代。外國的發箋，最著名的是朝鮮李朝的發箋。
魏晉南北朝時期紙的加工技術也有相當發展，較重要的加工技術之一是表面涂布。所謂表面涂布，就是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或淀粉糊劇在紙面上，再予以砑光。這樣，既可增加紙的白度、平滑度，又可減少透光度，使紙面緊密，吸墨性好。這種技術在歐洲的首次使用，是1764年卡明斯在英國提出的，將鉛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涂刷在紙上。而我國的涂布技術要比歐洲早一千四百多年，常用的白色礦物粉原料有白堊、石膏、滑石粉、石灰或瓷土等。涂布方法是先將白粉碾細，制成它在水中的懸浮液，再將淀粉與水共煮，使與白粉懸浮液混合，用排筆涂施于紙上，因為紙上有刷痕，所以干燥后要經砑光。這類紙在顯微鏡下觀察，纖維被礦粉晶粒所遮蓋的現象清楚可見。
對紙張加工的另一技藝是染色。紙經過染色后，除增添外表美觀外，往往還有實用效果，改善紙的性能。紙的染色從漢代就已開始。12世紀的劉熙《釋名》說“演”字，就是染紙的意思。魏晉南北朝以后，繼承了這種染潢技術并繼續流傳下來。
晉時染潢有兩種方式，或者是先寫后潢，或者是先潢后寫。關于染潢所用的染料，古書中也有明確記載。東漢煉丹家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中有"若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之語。蘗就是黃蘗。東晉煉丹家葛洪（284～363年）在《抱樸子》中也提到了黃蘗染紙。黃蘗或日黃柏，是一種蕓香科落葉喬木，其干皮呈黃色，味苦，氣微香。我國最常用的是關黃柏和川黃柏。關于染紙技術，這時期也有專門記載。后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有專篇敘述染潢法。其中說："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色年久色暗也。……「黃」蘗熟后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復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凈。寫書經夏然后入潢，縫不淀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人則零落矣。"
黃紙不僅為士人寫字著書所用．也為官府用以書寫文書。下于民間宗教用紙，也多用黃紙，尤其佛經、道經寫本用紙，不少都經染潢。現在各博物館和圖書館收藏的魏晉南北朝寫經紙中，有不少是潢紙。這種風氣后來到隋唐時尤其盛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為什么喜歡用黃紙呢？
第一，黃柏中含有生物堿，主要是小柏堿、少量的棕櫚堿、黃柏酮、黃柏內脂等。小柏堿呈苦味，色黃。棕櫚堿也呈黃色，味苦，可溶于水。這種生物堿既是染料，又是殺蟲防蛀劑。既延長紙的壽命，而同時還有一種清香氣味；
第二，按照古代的五行說，金水水火土五行對應于五色、五方、五音、五味等等。五行中的土對應于五方中的中央和五色中的黃，黃是五色中的正色。故古時凡神圣、莊重的物品常飾以黃色，重要典籍、文書也取黃色；
第三，黃色不刺眼，可長期閱讀而不傷目；如有筆誤，可用雌黃涂后再寫，便于校勘。這種情況在敦煌石室寫經中確有實物可證

五行屬金的字有:
扱岔吵車成赤氚串吹忖兌秀序卮吱判七吣忍妊礽刪劭佘伸身束吮私伺兕姒宋忒吻伭辛巡酉皂佇助妝壯孜走佐作坐
8畫五行屬金的字有:
侘昌抄弨扯忱承忡初垂佌刺兒庚刮戔金凈侃刻...

紙是木頭做的，五行當然屬木。

摘抄自李衛東的《人類曾經被毀滅》
但世人也許并不知道，中華民族在這四項偉大的發明之外，還有一項更偉大的發明，那就是中華的國粹——中醫學。如果要說意義的話，也許中醫學對未來人類的貢獻要遠遠大于前四項發明，因為它將是人類告別純物質文明，走向新文明模式的一座橋梁、一座里程碑。
在本世紀初期以前，古老的中醫學盡管有無數的病例可以證明其有無比的價值，但在有些方面不完全符合現代西方科學的“規則”，故而被排斥在科學的大門之外。這也難怪，用現代科學是無法規范中醫學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說中醫是內科還是外科？如果說它是內科，可中醫往往離不開推拿與針灸；如果說它是外科吧，可中醫又涉及湯劑。這就讓那些辦事很認真的外國人感到為難，因為西方基本上沒有內科外科混為一體的醫學模式，怎么看中醫也不符合規則，美國就規定：凡進行針灸的，必須有外科行醫執照。
另一方面，中醫從頭到腳散發著西方人不能忍受的氣味。例如，明代大醫學家張介賓就說：“是以《易》之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鑒、”而且中醫普遍有“醫者，《易》也”的說法。《易》是什么呢？它就是《易經》啊！說起《易經》，那可是了不得的，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部卜巫之書，就是從前巫師用的經典之作，是徹頭徹尾的。再看中醫的架式，治病先要望、聞、問、切，望是什么，就是相面術，中醫滿嘴的精氣、陰陽，西方人就是想破了腦袋也不會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這類詞句絕對是不能翻譯的。于是，如果承認了中醫，那無疑要承認許多稀奇古怪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在西方人看來又散發著的臭氣。
中醫學還有一個特點令西方科學不滿意，那就是它的經驗性，或者說它的主觀性。中醫的醫就是“意”，這個意有很強烈的主觀意志性。比如，像把脈這種事，那就全憑經驗，同樣的浮脈或洪脈，它主什么病，雖然有一些醫書的根據，但更多的卻是憑經驗，憑感覺，這里面玄妙得很，只可心領神會，卻不可言傳語達。這與西方實證性的規則是不相符的。
更成問題的是關于中醫的來源問題。西醫學的源頭有一條十分清晰的脈絡可尋找，它是來源于生理解剖學。而中醫的來源卻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有人說，中醫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在勞動過程中積累而成的。比如說，有一個人上山割破了手，他偶爾抓起一把草按上去，鮮血馬上不流了，所以知道此草有止血的功能等等。但這個解釋很難令人信服，最主要的是它沒有實證性，因此當然很難被西方現代科學接受。
西方現代科學不承認中醫學那該怎么辦呢？中國人采取了兩種方法。第一種是把中醫的理論猛勁往西醫上靠，你不是不理解什么是經絡嗎？那好辦，我把經絡說成是血液循環系統或神經系統不就行了嗎？第二種是把中藥還原成化學成分，你不是不懂中醫的湯劑嗎？那也好辦，我把湯劑還原成你知道的普通化學分子式。許多人給這種方法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中西醫結合”，實際上，這樣結合出來的東西很可能是非驢非馬的怪物。
比如說，近幾十年我們發明了中醫化學，即用化學檢測的方法來研究中藥成分。也就是說，把中醫最終還原為西醫學，將草木、動物、植物、礦物質等中藥最終以化學分子式來體現。這種方法合適嗎？化學的配方可以完全還原中成藥的療效嗎？如果能，那也就無所謂中醫和西醫了。中國人用這種方法試圖彌補中藥藥理的想法很可能是大錯而特錯，這對中藥根本于事無補，甚至我們是在出賣自己的醫學。
舉個簡單的例子，中醫有一劑“當歸補血湯”，用黃芪和當歸組方，它是根據中醫“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生于無形之氣”的原理，實際上并不是補血而是補氣。如果要用化學檢測的方法來說明藥理，那么你就必須解釋什么是“氣”，這個“氣”相對應的是西醫中的哪個東西，這個“氣”與血又有什么重要的關系，黃芪中哪一種化學成分與“氣”的哪一個部分發生作用。如果解釋不了“氣”，那么即使把當歸和黃芪的化學成分分析得再清楚，同樣無法說明中藥的藥理。
大家知道，中醫的單方并不多，在實際中使用的大多是復方，《黃帝內經》載方13，《傷寒論》載方113，《本草綱目》載方11000，絕大多數都是復方。中藥的復方是按君、臣、佐、使配伍而成。復方的配合，治病只是一個目的，更重要的是調節陰陽平衡，扶持正氣。那么何為陰陽平衡？何為正氣、邪氣、清氣、濁氣、病氣？在西醫貧乏的詞匯中根本找不到對應的語詞。那么用化學檢測的方法來分析復方，你最終想說明什么？再說，每一種中藥中都有幾十種，甚至百種化學成分，比如山植的化學成分就有七十余種，這樣算下來，一副湯劑就很可能有上百種。上千種化學成分，這些成分又是如何體現君、臣、佐、使原則的？化學檢測的方法可以回答得了嗎？
中醫十分講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氣候、時令、地理等因素直接體現在中藥里，比如說，按照中醫的觀點，立秋前后許多藥物性質是完全不同，早一天采摘和遲一天采摘區別很大，那么這種差別能體現在中藥化學檢測中嗎？一種草藥在立秋前和立秋后它的化學成分可能發生變化嗎？同時，中醫用藥的時令性也很強，同樣一種病秋季的用藥與初春的用藥在原則上就有很大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是西醫所沒有的，同樣一種化學藥品使用時一般也不分時令、季節、地理環境。
事實上，用化學檢測的方法來分析中藥藥理的做法已經證明是行不通的，它或許可以在幾劑中醫復方中有用，但卻不能概括整個中醫藥。
比如說，中醫的用藥大部分是口服，也有一些外用的，但卻從來沒有靜脈注射的，打針這玩藝是西方人發明的。現在發現，將中醫提取出的化學成分改為西醫靜脈注射法，幾乎沒有什么作用，這說明什么呢？它說明將中藥用現代化學的方法處理是沒有效果的。
再者，現代西方醫學的化學分析法并不是萬能的，尤其對于中藥而言更是如此。有的中藥對動物沒有絲毫療效，但對人卻有療效；有的則是對人無效，而對動物有效。這樣一來，研究西醫常用的動物試驗法就失去了作用，基本堵死了用化學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中醫藥的路子。
還有一點，根據西醫的觀點，只有那些有生物活性指標的化學成分才有治療的功能，才能被分析研究。可實際上，許多的中藥并沒有生物活性指標，但它們恰恰可以治病，這與西醫的理論是背道而馳的。
由此可見，用西醫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說明中醫藥，基本上屬于瞎胡鬧。許多人都因為中醫學沒有現代科學原則作支撐，所以心里發慌，在骨子里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于是，厚著臉皮硬往西醫上靠，認為只有這樣中醫才能成為科學。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中醫存在的價值根本用不著西醫來承認，西醫沒有這個資格，早在現代科學產生的幾千年前，中醫就是一個完整的醫療體系，在人類醫學史上更有發言權的不是西醫而是中醫。
從中醫學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中醫與西醫學走的是兩條路，如果硬要區分出誰高誰低的話，我們可以毫不臉紅地說：中醫學在整體上要高出西醫學一大截！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古老的中醫里有許多是西醫或現代科學根本解釋不了的東西，更氣人的是，不論你解釋得了還是解釋不了，中醫一直在有效地使用著，你說到底是誰先進誰落后呢？
比如說經絡學吧。經絡在中醫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中醫是建立在經絡學基礎之上的，《黃帝內經》說經絡：“行血氣，營陰陽，決生死，處百病”。那么什么是經絡呢？它又是怎么來的呢？曾經有人說，經絡是血液循環系統，也有人曾說經絡是神經系統，都是用西醫理論會中醫，根本就說不通。經絡既不是血液循環系統，也不是神經系統，經絡就是經絡，目前它對全人類來說也是一個迷，因為經絡在現代解剖學上是看不見的。
有報道說，中國醫學家祝總驤通過多年研究發現，經絡是不依賴中樞神經和血液循環的隱性循經感傳線，是條低阻抗、高電位、高發光的線，是由一些看得見的微小結晶顆粒組成的帶狀物，它在人體上寬約一毫米。幾年前，法國學者通過在穴位注射放射性物質锝，利用锝的R射線可以使底片曝光的原理，借助電子照相機，成功地拍下了锝的行走路線，發現得的行走路線與中醫的經絡基本相同，同時證明穴位是經絡上的某些點。接著，日本的一些科學家采用電子計算機和全息技術，將人體由平面轉為立體觀察，通過熒光染色發現，穴位實際上是某些組織的“集合物”，它具有高度的靈敏性。由以上這些研究可以看出，我們借助先進的科學技術，僅僅證明了幾千年前的一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又不知其所以然，人類繞了一個6000年的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真是太有意思了。
既然經絡是已經被證明存在的，那么它們究竟有什么作用呢？這就涉及到中醫的主要對象是什么。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印象，中醫的全部理論并不針對肉體的疾病，而是針對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那東西被稱為“氣”。“氣”的理論是中醫學的最高范疇，《素問?五常政大論》說：“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一致也。”中醫用來解釋人體生命的一條主線就是“氣”。
氣是生命的本源，《素問?寶命全形論》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陰陽五行是氣的運動形式，《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陽化氣，陰成形。形氣交感而化生萬物。”《生氣通氣論》說：“生之本，本于陰陽，其生五，其氣三。”五運六氣是天地的氣化，金、木、水、火、土為五運，風、熱、暑、濕、燥、寒為六氣，它強調“天人感應”的思想。
藏象是人體的氣化，《陰陽應象大論》說：“人有五臟化為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六節藏象論》說：“以其氣命其五臟。”
病因病機在于氣化失常，《素問?舉通論》說：“百病生于氣，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陰陽應象大論》說：“陰盛則陽病，陽盛則陰病。”也就是說，氣無時無刻不在身體內流轉，所謂的病就是氣在流轉過程中受到了阻礙。
診斷必須全面診察精神氣血，人體病變，可由外在各種表現診察得知，因為機體氣化是“內外相襲”的，“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靈樞?本藏篇》。
治療在于調理氣機，《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靈樞?本神篇》說：“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
那么中醫里的“氣”又是什么呢？這可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首先，氣絕對不是指人們的身體，《內經》中曾明確地說，“氣先身生”，雖然在表述上它有些唯心論的嫌疑，但它卻說明氣與身體不是一回事。其次，氣也不是指人的思、慮、憂、喜。悲、恐、懼等顯意識狀態，因為任何顯意識狀態都有對應的刺激物，也有負載它的可見身體器官，比如說，當身體受到傷害時，人會產生痛苦的感覺，傷害是外在的刺激，神經系統是痛苦感覺的載體。此外，人的顯意識有很大一部分屬于文化類型，像恐懼、愛好等等。
氣在中醫里是精、氣、神的總稱，在藏象學中又化為神。魂、魄、意、志五種形式，由此可見，中醫里的氣乃是指精神，是一種脫離肉體的純精神，而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文化、個人修養等，說白了它就是宗教中所說的靈魂，它是潛藏在我們身體之內的另外一種生命。
中醫的“氣”是靈魂的推測，也可以從“氣”字的甲骨文中得到證實。氣在甲骨文中寫作“”，于省吾先生認為，這就是中國八卦中乾卦的符號，即三個陽交。乾為天、為大、為生，故甲骨文的氣字可以直接理解為生命或生命之本。實際上，甲骨文中的氣字還可以理解為數字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氣”字同樣可以理解為萬物生命之源。那么，這些氣是從哪里來的呢？甲骨文“氣”這個本字的構成也同樣告訴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氣”是別人給的，《說文》釋“氣”云：“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氧即饋也，給也。”這個解釋與上古造人神話在解釋靈魂的來源時是一致的。值得說明的是，在中國的造人神話中沒有神“給氣”這個細節，而《說文》中的這個解釋恰恰彌補了神話的缺陷。從這一點，我們再一次震驚于世界神話的一致性，再一次感到遠古文明是一個完整體系的文明，里面蘊藏著巨大的生命力。
因此，中醫并不針對肉體的疾病，而是針對精神的健康，它認為，只要精神體健康了（氣在體內流轉無阻礙），肉體就必然健康，為此中醫最講究養氣、調氣、理氣。從這點上講，中醫是“中介醫學”，它是站在物質肉體與精神生命之間的一種醫學體系，作用在于協調雙方的平衡。
中醫的存在恰好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在人類的身體內部確實有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存在，這個生命體我們可以將它稱之為精神生命體。它不以有形的方式存在，而將自己的生命化為無形之中。如果說肉體是我們生命存在的證據，那么，經絡就是精神生命存在的證據。中醫從根本原則上是站在精神生命體與肉體之間的一種醫學體系，它調節著肉體與精神的相互平衡，而最終它關注的并不是我們的肉體，而是為精神生命服務的。
我們推測，中醫的基本原則可能是這樣的：精神生命與肉體生命的關系是相互影響的，當精神生命受宇宙空間各種作用力影響時，它也有健康與不健康之分。當它不健康時，就直接表現為肉體疾病。同樣，肉體自身的病變也會影響到精神生命的健康狀態。因此，中醫的作用就在于調節雙方的平衡，溝通與傳遞信息，用精神強大的力量來治療肉體疾病，同時用地理、氣候、季節等因素來協調精神生命與宇宙自然的相互關系。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中草藥治病的機理與我們今天理解的礬理決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說將中草藥還原為化學分子思想是錯誤的。中草藥中一定有精神生命需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也不體現為化學分子結構。舉一例子，古老的中醫學中有“十八反，十九畏”之說，指的是藥物配伍上的禁忌，但這種禁忌在現代科學里找不到依據，如，“甘草不能配甘遂”，但用兔子做試驗時，未發現任何反常的現象，心跳、體溫、瞳孔、腸胃均屬正常。再比如，“半夏貝母反烏頭”，在藥理試驗時也未發現任何毒副作用。由此可以推斷，“十八反，十九畏”配伍原則所針對的并不是肉體，而是精神生命，意思是說：如此的配伍會傷害精神生命。
中醫學號稱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在世界醫學里獨樹一幟。與西醫相反，中國的中醫完全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它從來就不主張生存與毀滅，征服與被征服，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切人人體與疾病的關系當中。
中醫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黃帝內經》講到疾病時總離不開氣候、季節、周圍自然環境等因素。中醫意義上的人；并不完全指肉體的人，而多指精神方面的人，強調思、憂、恐。喜、懼等等內在精神因素與疾病的關系，《素問?舉通論》說：“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上，思則氣結。”故有“思傷脾”、“恐傷心”、“憂傷肺”之說，中醫的藏象五神也是指神、、魂、魄、意、志，指的就是人的情緒、思想、意念、心理等精神的東西。
比如說，中醫的所有理論都是以“氣”為中心展開的。中醫認為，“氣”是生命的本源，陰陽五行是“氣”的運動形式，五運六氣是天地的“氣”化，藏象五神是人體的“氣”化，病因病機在于“氣”化的失調，治療在于調理“氣”機。而中醫講的“氣”，不論從哪一個方面講，它都不像是物質性的東西，而是類似靈魂一樣精神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中醫主要是以精神體為服務對象的醫學，方法在于協調精神體與肉體之間的關系。
在這一基本理論之下，中醫的治療思想和方法不是征服與毀滅，而是調和與平衡，它的最高原則不是把侵入的病毒殺死，而在于陰陽平衡下的轉化。因此，中醫特別講究養氣、調氣、理氣，盛則泄之，虛則補之，寒則熱之，熱則寒之，促使陰平陽秘，補偏救弊。
由此可見，中醫學的著眼點不在人的物質方面，而在人的物質與精神相互關系的方面，它的突出作用在于溝通物質肉體與人類精神的信息，起到中介調和的作用，因此我們把中醫稱之為“中介醫學”。
現在我們來綜合一下，西醫學由于體現著物質文明的普遍原則，我們將它稱為“物質醫學”；中醫學則與西醫相反，它是站在物質肉體與精神之間，因此，我們把它稱為“中介醫學”。如果世界是由物質及精神構成的，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出中醫在自然層次上所處的位置，物質（西醫）——（中醫—中介）——精神。
如果說“世界是物質的”哲學觀點，導致了西醫的產生，那么導致中醫產生的基本哲學觀點又是什么呢？雖然我們目前還不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了解物質結構的人才可以發明西醫學，同樣，只有了解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結構的人，才可以發明中醫學。因此，不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促使中醫學產生的理論要比促使西醫學產生的理論高明。
必須注意的是，中醫中介的特點，并不是它單獨具有的，它是中國遠古文化大系里的一個分支而已，正如同西醫代表著物質文明的普遍原則一樣，中醫中介的特點也代表它所屬的那個文明體系的普遍原則，即東方文明的普遍原則。醫者，《易》也，《易》為《易經》，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總綱，因此整個東方文明也可以稱為“中介文明”。實際上，只要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以《周易》為中心的所有文化形式，都帶有中介的特點，中醫是中介的，氣功是中介的，針灸是中介的，中草藥的原理也是中介的，道家關于人的一切理論也都是中介的，巫術、占卜、相面等等都是中介理論的具體操作方法。

一、從字義上確定
所謂字義，就是字的義蘊，許多漢字從字義上可以確定五行。例如：
五行屬木的漢字有藝、芳、含等。
五行屬火的漢字有光、輝、耀等。
五行屬土的漢字有山、巖、峰等。
五行屬金的漢字有劉、列、利等。
五行屬水的漢字有鮮、雷、雯、霏等。
二、從字形上判斷
所謂形，就是字形，指字的形體構成。許多漢字在字形上包含了木、火、土、金、水，這可以直接看出來。如：
五行屬木的漢字：本、樸、術、機、橋、榕等。
五行屬火的漢字：燦、爛、炎、炬、烽、煌等。
五行屬土的漢字：地、堅、坤、坦、培、增等。
五行屬金的漢字：鑒、鋼、鈕、銅、錫等。
五行屬水的漢字：泉、冰、匯、江、澤、派、濤等。
三、五音十二律(音韻)上判斷
g k h　屬木
z c s d t n l j q　屬火
a o e ie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er in　屬土
x zh ch sh r i　屬金
b p m f v u y w　屬水如：五行屬木的漢字趕(gan) 開(kai)
五行屬火的漢字寧(ning) 強(qiang)
五行屬土的漢字阿(a) 奧(ao)
五行屬金的漢字雄(xiong) 眾(zhong)
五行屬水的漢字博(bo) 普(pu) 淵(yuan)
四、數理五行
漢字筆畫數理三才五行：三才：即天才，人才，地才，它們分別是天格，人格，地格數字的個位數，天地人三才數理共計十個數，如果個位數是0，則按10計算，以數理來劃分五行。五行之間的關系是：木、火、土、金、水、相臨相生，相隔相克。這樣根據數理與五行之間的內在聯系，推算出來的配置關系即為三才配置。
1、2為木， 3、4為火， 5、6為土，7、8為金， 9、10為水。
缺點：漢字筆畫數理五行只是在一味的查數，忽略了漢字本身的意義。比如會出現木字4畫之類的問題。
綜上所述，從字義或字形上判斷更符合五行理論的基本要義。